[编者按] 据媒体7月16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试图影响美国舆论，破坏美伊协议并推动战争继续下去，并怒斥以色列砸钱抹黑自己。这一罕见表态，将美国盟友、利益集团与战争决策之间的隐秘矛盾直接摆上了台面。分析人士指出，这场争执折射出美国政治长期存在的一个深层问题：美国是否走向战争，往往不只取决于白宫的战略判断，还取决于哪些力量能够制造威胁、塑造共识，并把一场危机转化为新的军费、军援和军火合同。

　　美国学者威廉·D.哈通与本·弗里曼在《万亿美元的战争机器》一书中，对这套体系进行了系统拆解：第一，美国庞大的军费、军售和对外军事援助，如何让战争消耗不断转化为承包商的订单与利润；第二，军工企业如何借助政治献金、职业游说、旋转门和选区就业，保护成本失控、性能欠佳的武器项目；第三，智库、大学、媒体、好莱坞和游戏产业如何共同塑造军事化的政策共识与社会文化；第四，人工智能、无人系统、数据平台和太空技术如何推动帕兰提尔、安杜里尔、SpaceX等硅谷企业加入传统军工体系，使战争机器获得新的技术外衣和预算增长点。

　　本书揭示了今天的美国战争机器早已超出艾森豪威尔所警告的“军工复合体”，演变为一套贯通政治权力、商业利益、知识生产、文化传播和技术创新的自我复制系统。它既能把战争包装成国家安全，也能把武器项目包装成就业，把扩军包装成创新，把军事干预包装成维护秩序。当越来越多的机构、企业和个人都从战争准备中获得利益时，美国总统究竟还有多大能力阻止战争？硅谷企业的加入，究竟会修复传统军工体系的低效，还是只会让战争变得更自动化、更廉价，也更容易发动？美国面对的真正困境，或许并不是如何赢得下一场战争，而是如何摆脱一个必须依靠不断制造敌人和危机才能维持运转的政治经济体系。为便于国内各界认清美国军事霸权的真实底色，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此书，供读者参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这听起来像是美国右翼民粹对军工复合体的一次猛烈攻击。可几个月后，特朗普重新上台，却又提出要把美国国防部预算增加到1万亿美元。于是，一个熟悉的美国政治循环再次出现：候选人在竞选时批评前任发动的战争，上台后却又继续给战争机器加油。威廉·D. 哈通（William D. Hartung）与本·弗里曼（Ben Freeman）在《万亿美元战争机器》（The Trillion Dollar War Machine）一书中就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为什么美国总统常常宣称自己不会发动战争，却很少真的能控制那台把美国推向战争的机器？

　　这本书出版时，作者写到，美国的军费开支将会增加到1万亿美元。时至今日，这个判断已经得到证实。围绕伊朗的战事让白宫向国会提出了新的补充拨款请求，其中671亿美元被列为与伊朗冲突相关的费用，210亿美元用于弹药采购和购买国防工业基础材料。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五角大楼预算规模继续扩大。 这些都很好地说明了作者提出的问题：每一次危机，都会被转化成新的拨款理由；每一场战争，都会给下一轮军火合同提供说辞。

　　哈通和弗里曼想说明的，并非是美国的“军费太高”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他们想要指出的是，美国的国防体系当中存在一个相当成熟的政治经济系统：五角大楼的预算会进入承包商的账户当中，承包商再把部分收益投入到游说、政治献金、智库资助、校园合作、媒体专家、电影合作、游戏产业和旋转门关系等方面。而这些方面带来的影响力又会让他们获得更高的预算、更多的军售、更少的审查以及更军事化的外交政策。使得下一年时，流入到承包商手中的资金能进一步增长。

　　“军工复合体”一词在中文世界已经广为流传了。这个词来自艾森豪威尔1961年的告别演说。作为二战盟军统帅、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并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正因为他了解军事机构和军工业的运转方式，他才会在离任前警告美国社会：庞大的军事机构与大型军工业结合在一起，会在经济、政治乃至精神层面影响整个国家。

　　哈通和弗里曼接续了这一思想传统，但他们认为单靠“军工复合体”这一概念已经不足以描述今天的美国。艾森豪威尔当年主要担心的是军方、军工业和政府预算之间的结合。而如今的战争机器已经走得更远。作者在导论中明确说到，今天的战争机器比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军工复合体拥有更大的社会覆盖面，它通过智库、大学、体育、好莱坞、游戏产业和主流媒体等方式对美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这种扩张改变了战争机器的面貌。它不只是在贩卖武器，也在出售关于战争的想象：战争可以是技术问题，可以是英雄叙事，可以是就业政策，可以是国家尊严，可以是女性飞行员的励志故事，可以是游戏玩家的职业未来，可以是硅谷企业家口中的“创新”。当这些叙事连在一起，军费预算就不再像一个需要被反复审查的财政项目，而更像一种默认选项：遇到危机，加钱；遇到竞争，加钱；遇到战争，加钱；遇到失败，也加钱。

　　书中有几组数字很能说明这台战争机器的规模。五角大楼的预算有超过一半流向了私人企业。9·11之后的二十年里，五大军工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技术公司、波音公司、通用动力公司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瓜分了价值约2.1万亿美元的五角大楼合同。2024年，五角大楼承包商花费超过1.48亿美元、雇佣了945名职业说客进行游说。

　　加沙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不断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和军事援助。书中写到，拜登政府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3月之间与以色列达成了一百笔军火交易，而且，为了避免触发向国会报告的要求，他们把这些交易拆分为一连串小额的订单。到2024年9月，根据相关调查估算，美国在10月7日之后向以色列提供的军事援助约为180亿美元，另有约200亿美元的武器将在未来几年交付。2025年初，五角大楼又提出向以色列提供价值超过80亿美元的导弹和弹药。书中还指出，以色列的战斗机全部采购自美国，许多弹药和监控系统也依赖美国的供应。

　　在作者看来，美国的军售不是单纯的外交工具。它是一条稳定的利润渠道，也是一种让美国不断卷入地区冲突的方式。武器卖出去了，相关国家的军事体系就会依赖于美国方面的训练、维护、弹药和升级；一旦地区局势恶化，美国又会以“保护盟友”“补充库存”“维护威慑”为由追加拨款。军售把美国的战略承诺、军火企业利润和地区冲突紧紧绑在一起。

　　在乌克兰战争初期，雷神技术公司前首席执行官格雷戈里·海斯（Gregory Hayes）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说道，公司不会为制造这些武器道歉，因为他们能够从中获得商业利益。后来他在与华尔街分析师通话时又说道，乌克兰和以色列相关军援带来的“补库存”需求，不仅给公司带来了大量订单，还会让国防预算进一步上升。

　　F-35最初叫联合攻击战斗机，人们希望它能同时满足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需求。空军要求飞机的战斗轰炸能力，海军要求飞机的航母起降能力，海军陆战队要求飞机的短距起飞和垂直降落能力。这听起来像是节约成本的统一方案，实际上却把不同军种的复杂需求塞进同一项目当中，导致设计、软件、维护和作战适配都变得异常困难。

　　2001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了这份巨额合同。据估算，F-35的整个生命周期成本可能高达2万亿美元。该项目每年仍能获得120亿至1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支持，这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赚钱的项目之一。与此同时，书中还指出，F-35长期存在成本超支和性能问题：F-35不适合近距离支援地面部队的作战任务，载弹量有限，空战表现也不一定优于旧型号；F-35维护困难，几乎有一半时间在机库维修；F-35的高科技头盔、自动后勤系统和软件都曾出现问题。截止到2022年，该项目仍有800多个未解决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威胁到飞行员的生命安全。

　　F-35这个案例的意义在于，为什么一个长期问题缠身、成本极高的项目，还能多年稳定获得巨额拨款？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只是体现在军事技术层面。F-35的供应链遍布美国多个州，承包商可以把它包装成就业项目；国会议员可以把支持项目说成保护本州工作岗位；退役将领和前国防官员可以进入企业董事会或顾问体系；在媒体采访中，承包商常常被当成“保障盟友”的爱国企业，而不是需要接受严厉审查的政府合同商。

　　波音公司的KC-46加油机项目则展示了问题的另一个角度。这个项目原本是在成熟的民用飞机基础上改装军用加油机，按理说项目的风险不会太高。但书中写到，KC-46的实际预算比原本的估算多花出了69亿美元，完成时间落后计划7年，而且，其中关键的远程视觉系统还存在严重问题，无法可靠地完成空中加油任务。简单说，KC-46的问题卡在了最基本的功能上：它很可能无法给别的飞机加油。

　　V-22“鱼鹰”倾转旋翼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既想像直升机一样悬停，又想像飞机一样飞行。它的设计很有想象力，但实际上，这架飞机并不怎么安全。书中说，截至2023年12月，约有400架鱼鹰在美国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服役，但已经发生了十起致命的坠机事故，造成了64人死亡。五角大楼曾多次想削减或取消这个项目，但却被国会、承包商和地方就业政治所阻挠。

　　作者提醒到，军费并不是一串抽象的数字。它代表着一种社会选择。钱进入五角大楼和承包商账户，就不会进入医疗、教育、住房、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清洁能源和退伍军人照护等领域。美国政治常常会把这些支出分开讨论，好像军费涉及的是安全问题，住房和医疗涉及的是社会问题。哈通和弗里曼的意思是：这两者无法分开。一个国家如何定义安全，这种定义方式就会决定它如何花钱。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就是两个典型案例。根据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估算，两场战争及相关后果耗费了美国纳税人约8万亿美元的资金。书中还写到，在9·11之后，美国的反恐战争导致了7000多名美国军人死亡，另有约8000名私人承包商死亡，超过5.2万名军人受伤，超过60万退伍军人被诊断出创伤后应激障碍。超过3万名现役军人和相关退伍军人死于自杀。

　　这类对比很容易被误解为“只要砍军费，美国的社会问题就都能解决”。但作者真正强调的是注意力与预算之间的错位。美国的政客们可以非常认真地规划下一代战机、下一轮导弹采购、下一处海外基地，却很难以同样的耐心去规划饮用水系统、儿童照护、公共卫生和贫困救助等问题。战争机器吞掉的不只是钱，还有政府最稀缺的东西：优先级。

　　“军费创造就业”也是作者要拆解的说法。军工企业和支持军费的政客经常把武器项目包装成就业政策。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同样的一笔钱投向清洁能源、医疗、教育、基础设施，通常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书中引用的相关研究称，把钱投向上述领域，创造的就业比同等军费开支要多出9%到250%。军工制造业的直接就业人数也已经从1980年代中期的300万下降到约110万。外包、自动化、少量高科技武器替代了人工的大规模生产等因素也削弱了军工支出带来的就业效果。

　　该书第7章当中举了一个生动的案例：LCS濒海战斗舰。它原本被设计成灵活、快速、能在近海执行多种任务的新型舰艇。但在现实中，这款舰艇航程有限、可靠性差、战斗生存能力不足。美国国防部测试办公室甚至认为，LCS在敌对作战环境中不具备预期生存能力。军事记者大卫·阿克斯（David Axe）问过一个很讽刺的问题：如果LCS连胡塞武装都打不了，它还能打谁？

　　书中写到，2013年前后，LCS出现裂缝、锈蚀等问题，承包商和相关游说公司知道很难从性能上推销它，于是改变打法：不谈舰艇本身，谈就业。他们收集了所有主承包商和分包商的工厂、办公室、雇员数量等数据，并将其定位到具体的国会议员选区，再整理相关议员的委员会任职和投票记录。随后，职业说客会告诉每一个与LCS沾边的国会议员：砍掉LCS，就是砍掉你选区的工作岗位。参与这一工作的斯蒂芬·森姆勒（Stephen Semler）后来回忆说，继续为LCS争取资金的核心说辞不是国家安全，而是产业政策。

　　这套打法成功了。LCS的问题不断出现，但支持该项目的钱却依旧源源不断地流入进来。到后来，已有多艘LCS提前退役，它们的服役时间不到原计划的一半。书中援引一位长期研究LCS的政府问责局退休分析师估算，到这些舰艇最终停止服役时，纳税人可能会花掉1000亿美元以上，而花掉的钱换来的却是不到30艘生存能力有限、任务单一的舰艇。

　　LCS这个案例显示，游说并不总是电影里那种装现金的黑箱交易。现代美国的游说更像一套合法的信息操控系统。职业说客知道预算流程，知道国会办公室缺人，知道议员关心选区就业，知道什么时候递交修正案，知道哪些委员会成员最关键。他们会把一个复杂武器项目翻译成一句议员能理解的话：“这个项目关系到你选区的工作。”

　　旋转门则让整个系统运行的更为顺滑。前国会议员、前国会助手、前国防部官员、退役将领，往往都会在离开政府后进入军火企业、游说公司、咨询公司或国防风投机构。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履历，还有联系人、预算知识、采购程序经验和对华盛顿节奏的熟悉。书中说，五角大楼承包商的说客多数有政府或国会经历。对企业而言，这是最值得购买的能力。

　　再之后，作者还指出，华盛顿政策圈里很多看似自然形成的专家共识，背后很可能已经经历了资金、职位、平台、媒体邀请、听证会名额和智库网络的筛选。专家并不一定被直接收买，也不一定有人命令他们写什么。更常见的情况是，某些观点更容易拿到资助，更容易进入智库，更容易发表报告，更容易被电视节目邀请，发表这些观点的人更容易成为国会听证会的证人；与之相反的是，另一些观点则在进入公共讨论前就被过滤掉了。

　　书中用M1艾布拉姆斯坦克援乌争论试图说明这一点。俄乌冲突爆发后，很多美国专家主张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重型武器，包括艾布拉姆斯坦克。2024年2月，美国援助的艾布拉姆斯坦克出现在前线。但很快，乌军就因俄军无人机的威胁把它们撤下。到2024年9月，31辆援乌的艾布拉姆斯坦克中，已有约三分之二被摧毁、瘫痪或被缴获。书中指出，许多此前呼吁提供坦克的专家，都来自接受通用动力公司资助的智库，而通用动力正是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制造商。

　　书中还引用研究和访谈说明，智库背后的资助方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机构：提前评论报告，影响活动邀请，删除掉令资助方不舒服的议题，鼓励研究者把焦点放在恐怖主义威胁而不是政府的军事主义之上。更深层的影响叫“视角过滤”：资助者不必审查每篇文章，只要长期资助某些人、某些机构、某些议题，政策生态就会慢慢朝这个方向倾斜。

　　最生动的案例是康涅狄格大学的“洛克希德·马丁日”（Lockheed Martin Day）。活动当天，两架军用直升机会降落在学生中心旁边。议程包括TED式演讲、飞行模拟、技术展示、现场面试，还有少数潜在招聘对象可以搭乘直升机绕校园飞行。书中说，康涅狄格大学并非个例，至少十几所大学都有类似于这种面向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专门活动。这些活动还嵌入到了更长周期的招聘体系当中：实习、奖学金、贷款偿还、毕业后的入职承诺等等。

　　《惊奇队长》（Captain Marvel）是书中最为典型的一个案例。2019年电影上映时，空军雷鸟飞行队就在好莱坞上空进行了表演，飞行员也身穿制服走上红毯。电影主角卡罗尔·丹弗斯在成为超级英雄前曾是一名美国空军飞行员。空军通过娱乐联络办公室向电影提供人员、飞机、装备、技术建议和拍摄地点。电影上映后，空军又在全美3600多家影院投放映前征兵广告，把女性飞行员、超级英雄和空军职业联系起来。书中还写到，电影上映后，美国空军学院的女性申请人数随之大幅增加。

　　《壮志凌云》（Top Gun）和《壮志凌云：独行侠》（Top Gun: Maverick）也是非常经典的军方形象工程。1986年的《壮志凌云》大幅提升了海军航空兵的形象。2022年的续集在拍摄过程中获得了五角大楼提供的飞机、航母、人员和技术支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泰克莱特（James Taiclet）与公司“臭鼬工厂”（Skunk Works）的负责人出席了首映式，并称该公司与制片方展开了合作，把前沿技术带上了大银幕。

　　1980年，雅达利（Atari）发布了第一人称3D射击游戏《Battlezone》。美国陆军曾要求雅达利为其开发军用版本，用来帮助布雷德利战车操作员进行训练。1990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资助的SIMNET系统出现，这是一套实时分布式作战模拟网络，美国军方曾利用这一系统，训练那些参加1991年海湾战争的部队。

　　游戏还成为了征兵的一种隐形方式。美国陆军、海军等军种都建立了自己的电竞队，参加直播、游戏活动和校园互动，目标是接触年轻人。对军方来说，游戏玩家熟悉屏幕、手柄、地图，反应速度快，了解多人协作的模式，也知道该如何完成任务目标，这些能力与无人机、传感器、远程打击、网络化战争等现代作战模式有着高度的重叠。

　　现如今，传统五大军工承包商依然十分强大。它们掌握着战机、导弹、航母、潜艇、装甲车辆、核武器系统和庞大供应链。但新玩家正在进入：如帕兰提尔公司、安杜里尔公司、SpaceX、通用原子公司（General Atomics）等。这些公司卖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火”，而是数据平台、人工智能、无人机、传感器、卫星、自动化指挥控制系统、无人“僚机”和太空发射能力。

　　书中对这种新军工文化保持高度警惕。作者承认，一些无人和自动化系统可能会减少美军士兵的直接伤亡，但它们也可能会降低开战门槛，增加误判、故障和自动化杀伤风险。人工智能识别目标、无人机蜂群、自主武器、算法指挥链，一旦在真实战场上出错，战争的代价会落到平民和前线人员身上。作者尤其担心硅谷军工人物的技术乐观主义：他们相信技术可以解决战争问题，让战争更快、更精准、更少伤亡。可美国过去已经多次迷信“奇迹武器”，结果往往是高估了技术，低估了政治、社会和战争本身的复杂性。

　　书中导论和结语都提到，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给硅谷军工企业带来了新的机会。安杜里尔、帕兰提尔和SpaceX等曾组成联盟，试图联合竞标军事合同，挑战传统主承包商。作者提出了两种可能：一种是新技术公司从旧军工企业手里抢走预算；另一种是五角大楼把预算做得更大，让新旧两套军工体系都拿得到钱。作者认为，早期的种种迹象指向的是让两套军工体系都能够拿到钱。

　　当战争机器变成了一套顽固的生态系统，那么反对某一场战争、批评某一个总统、揭露某一个失败项目，都只能触及表面。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政治为什么总能把战争、危机和恐惧转化为预算？为什么军费增长总能被包装成安全、就业、创新和爱国？为什么一台如此昂贵、如此多故障、如此依赖游说和文化塑形的机器，仍能不断说服美国社会继续为它买单？九游娱乐-官方入口九游娱乐-官方入口